他们涌入名为“童星选角”的直播间。镜头前的男主播头戴贝雷帽，手指快速划过观众发来的孩子照片，语气熟练地逐一评价：“这孩子眉眼周正，但发际线偏高，肤色也深了些。”说完，他举起一枚写有“有戏”的红色圆牌。

　　弹幕持续滚动，“求老师看看我家孩子”“什么时候轮到我”等留言不断涌现。主播随即补充：“点亮灯牌，资深经纪人帮你仔细把关，判断孩子是否具备进娱乐圈的潜力。想出名，一定要趁早，年纪小，试错成本低。”紧接着，他抬高声调提醒：“还剩最后五个名额，错过只能等下次。”话音刚落，又一波照片涌上屏幕。

　　自2024年4月起，她辗转于多个类似直播间，半年内为十二岁的女儿累计投入万元，只为换取一个进入剧组演戏的机会，圆一个“明星梦”。然而时间一天天过去，当初对方承诺的剧组邀约始终未见踪影。她逐渐意识到，所谓“造星”的背后，可能另有玄机。

　　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此类直播通常以“曾打造数百位知名小演员，主打影视大剧”作为宣传话术。家长打赏虚拟礼物后，主播会对孩子照片进行“专业评估”；一旦家长表现出兴趣，便会被引导至私人微信进行进一步沟通。随后，对方会推销从699元的模卡拍摄，到15800元的“明星包装计划”等一系列付费项目。

　　更隐蔽的收费藏在后续的“角色内推”中。相关报价分为多个等级：群演年费16800元，特约主演25800元，定制角色则从六万元到一百万元不等。这些机构声称与各大剧组存在“深度合作”，并“保证戏约”，若未安排角色可全额退款。

　　然而，家长交费之后，所谓的“机会”往往石沉大海。没有试镜通知，也无法办理退款。直至此时，许多人才终于醒悟：投入数万元，没有换来任何演出机会，又是一笔打了水漂的钱。

　　再次进入“定红星选”的直播间，主播的话术如旧：“不需要才艺基础，普通人的孩子也能当演员。”她在举报原因处，勾选了“虚假宣传”和“诱导交易”，将转账记录与对话截图一一上传。在备注栏中写道：“该主播以帮助孩子成为童星为名，诱导家长支付高额拍摄费和包装费，却从未提供任何真实演出机会。”

　　今年四月，张莉在刷短视频时，被一条“小演员选角直播”的推送吸引。“给孩子铺条路”，直播间首页的宣传语，牢牢抓住了她。那之后，她开始频繁进出各类童星招募直播间，最沉迷的时候，一晚上连刷多个礼物，只为换来主播一句“这孩子有明星相，值得培养”。

　　据她回忆，在这类直播中，自称资深经纪人的主播会逐个儿对孩子进行“颜值评估”，并不厌其烦地讲述普通孩子造星的成功案例。评论区飘满了家长的感谢：“谢谢老师给孩子机会”“孩子已经接到戏了”——让张莉一度相信，这是一个正规的渠道，能通往“童星”的世界。

　　张莉按主播的指示，点亮灯牌，将女儿小宇的照片发过去。五分钟后，轮到她了。主播看了看照片，声音扬起来：“这孩子长得真贵气，适合古装的扮相，有点宋祖儿小时候的模样。学过表演吗？”张莉在屏幕上回了两个字：没有。那边静了片刻，随后说道：“真是块好料，不培养可惜了。我们正在选年度大剧的小演员，有兴趣可以私下聊。”

　　她难掩兴奋。当晚，她就给孩子起了个艺名“小栗子”，又把直播截图发进朋友圈。“被经纪人看中了，我家也要出小明星啦！”末尾还不忘加了个大笑的表情。

　　如张莉一般陷入此类直播间的家长，远非个例。新京报记者检索发现，在某社交平台上，类似的直播间比比皆是。在某社交平台上，#儿童选角直播间#的线万条讨论。

　　有人坦言自己没事就忍不住泡在这些直播间，“觉得挺有意思”；也有人表示花费几百元“算及时止损”；更有人直接贴出孩子照片公开求助：“经纪人说孩子能当童星，是不是骗人的？”

　　肖然来自江苏镇江，现居长沙。她自认是个清醒的母亲，早早立下原则——绝不在孩子教育上交“智商税”，当“韭菜”。然而，2025年7月的一个晚上，她偶然点进一场选童星的直播间，主播正情绪激昂地点评每个孩子的长相，“随便送个小礼物，我帮你看娃，说不定下一个上荧幕的就是你家孩子！”屏幕上赞美与兴奋发言不断滚动，她不知不觉看到了深夜。

　　“从那之后，越看越上头。”接下来的整个月，她几乎每晚都耗费两三小时徘徊于各类“童星选角”直播间，常常熬到凌晨。她说，这是一种围观带来的心理刺激，“主播一一点评萌娃，就像不断拆盲盒，总期待下一个惊喜会出现。”

　　肖然注意到，这些直播间的观众绝大多数是母亲。在屏幕后，她们身份各异，有辞去工作专心带娃的全职妈妈，也有夜深偷闲的上班族，还有孩子刚上幼儿园的年轻妈妈。她们不只是冲着“孩子当演员”而来，也常在评论区里互诉心声，育儿之苦、升学焦虑……几乎每个话题底下，都有无数回应汇聚。

　　很快，她也加入了她们的行列。儿子的照片被主播点开，又是“眉眼周正”“气质独特”之类的话。但和很多家长一样，听到别人夸自己孩子好看，她不禁生出几分“英雄所见略同”的欣慰，心里觉得格外受用。

　　在肖然常看的童星选角直播间里，主播们的话术始终围绕“机会”展开。她回忆，对方常声称某月某日将有知名导演或剧组直招小演员，“一旦选中，直接进组”，并不断提示“名额有限”，催促家长尽快打赏，“看看孩子有没有机会。”一旦家长表现出强烈意愿，便会有“经纪人”主动添加微信，将对话引向付费环节。

　　添加微信后，话术进一步升级。一位自称来自“定红经纪公司”名叫晨杰的儿童经纪人向肖然介绍，剧组选人首先看形象，专业的“模卡”（展示演员、模特基本信息及五官、身材比例、镜头表现力的照片）必不可少。他推荐了合作摄影团队的“内部优惠”，称“外面市场价一两千，我们只收六百九十九”，并承诺这套模卡将直接推送至导演组，“能大大提高孩子的入选机会。”

　　尽管心里犹豫，但想到可能关系孩子的前途，肖然还是转了账。她特意带儿子理了发，认真为儿子准备了自我介绍，满心期待着模卡拍摄后的“通告”。

　　但支付699元之后，对方的热情迅速冷却。肖然几次主动询问进展，对方只简单应付几句，稍多问便流露出不耐烦，表示有合适机会自然会推，但后续培训和包装费用还需要自己承担。随后，她又收到一份新报价——“全套演员资料包装”，一口价16800元。

　　随后，肖然被拉入“定红晨杰影视分享”群。群内每日发布各类试镜通知，不少家长晒出孩子活动照片，部分账号频频分享接戏进展并向机构致谢。经纪人晨杰一再承诺资源丰富，“保证有戏可拍”，并以“近期就有一场戏开拍，导演特意关照，可加台词”为由，催促她“尽快占名额”。

　　肖然的丈夫较早察觉异常。他找来大量关于童星骗局的报道，提醒妻子别上当。肖然则认为对方与各大剧组有合作，“他们不敢胡乱宣传。”两人正争执时，经纪人的电话再次打来，语气紧迫：“这个机会很多人抢，您要尽快决定，不然就留给别人了。”经过三个小时的拉扯，肖然最终选择了放弃。

　　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的几位家长都提到“经纪人”这一关键角色。他们活跃于线上，素未谋面，以“帮孩子出道”“抢占进组名额”为由，逐步推销昂贵的增值服务——从模卡拍摄、资料包装到所谓“直达导演组”的内部推荐，不断吸引家长持续投入资金。

　　部分家长交费后察觉是连环套路，自认倒霉、黯然退出；而另一部分人，仍沉浸在“孩子即将成为明星”的梦中，不断投入金钱与期待。

　　张莉正是其中一个。她回忆，“对方承诺付费后孩子就能获得试镜机会，甚至保证有角色可演。他们说‘和很多剧组有合作’，钱很快能通过演出赚回来。就算不成功，也会全额退款。”更让她放心的是，对方提出可以签合同，“一切看起来都很正规。”

　　2025年5月，张莉支付了1000元定金。随后，在对方多次催促下，她又转账了余下的14800元。银行账单显示，收款方为：杭州联红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也是多家选角直播间频繁出现的收款主体。

　　新京报记者以家长身份联系了“定红经纪”经纪人。对方先要求记者支付699元模卡费，随后推荐15800元“全方位包装套餐”，并描绘出一条清晰“星途”：从短剧起步混脸熟，积累经验后转向横屏影视剧，再打造个人IP成为二三线童星，最终报考电影学院——俨然一条铺就好的明星之路。

　　见记者犹豫，对方反复来电催促付款，声称已联系好某剧组国庆期间在横店选角，承诺可安排单独见导演。但当被问及“是否交钱就一定能有戏拍”及签约事宜，对方称一年内会推荐合适角色，并解释其公司“主要做孩子前期的铺路工作”，不与尚未成名的素人孩子签约。

　　交费四天后，经纪人发来消息，称某网剧正急招小演员，需次日抵达横店试镜。不巧那几天正是孩子的考试周，张莉犹豫再三，最终推掉了这次机会。自那之后的大半年，她再未收到任何剧组的通知。尽管群里偶尔会出现儿童演员的招募信息，她次次报名，却总被以“形象不符”或“年龄偏大”为由拒绝。

　　她心里没底，反复向经纪人确认：“是不是去了就能选上？”对方只劝她：“剧组一般不用没经验的孩子，总得从群演开始积累。有试镜已经不错了。”犹豫再三，张莉还是答应了。她独自带着女儿，从广州赶往横店。

　　拍摄现场给了她第二次冲击。影棚内仅有一块绿幕、一套办公桌椅，看不到专业拍摄设备。现场除了一位自称选角导演的人员，只有一名工作人员。试镜内容则极为简单：演一段街头走丢找妈妈的戏。台词两三句，反复拍了七八遍。

　　回家后，张莉迟迟未收到任何消息。她多次致电经纪人询问，对方起初以“角色不合适”为由推托，后来便不再接听电线月底，因孩子始终未能获得任何演出机会，她向“定红经纪”提出退款要求，对方拒绝后彻底失联。几天后，她发现自己被移出了所有相关群聊。

　　回过头来重新审读合同，她才意识到条款中只列明了培训课时、模卡拍摄等基础服务，而“提供演出机会”这一最关键的口头承诺，从未出现在纸面上。合同中甚至还列有“包装费不予退还”等明显不公的条款。

　　骗局不仅骗走了钱，也撕裂了家庭。张莉与丈夫大吵一架，丈夫埋怨她没苦硬吃、浪费钱，认为“孩子平安快乐就够”。她则怨丈夫对孩子的未来漠不关心。一番争论后，争吵以她冲出家门、在街头独自流泪告终。

　　情绪无处排解，她将经历发上社交平台。本想倾诉，却引来诸多批评。陌生人指责她“将孩子当摇钱树”，甚至直言：“你不就是自己想出名？”沉默许久，她发帖回应：“如果你们是真心给出建议，我感谢。但如果只是看热闹随口评判，我很鄙视……你们并不了解我们的生活。”

　　留言中也有与她产生共鸣的父母。她结识了另一位宝妈，同样被骗，金额高达八万元到十万元，至今还在艰难地打官司。张莉曾试着询问细节，对方却只含糊地说被骗了会员费，也没演上戏。其他的，觉得丢脸，不愿多提。

　　在众多的孩子中，李钰的孩子萧李臻瑱是少数幸运者。他得以在2020年于湖南卫视热播的电视剧《以家人之名》中，饰演男主角贺子秋的童年时期。这部剧曾创下当年的实时收视纪录。萧李臻瑱凭借“懂事的小暖男”形象被观众记住，电视剧播出后，他的抖音粉丝增长了五十万。

　　李钰坦言，最初让孩子走上演艺道路，是希望他“见世面”。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缺乏行业资源，依赖经纪公司几乎成了必经之路。她说，送孩子出道如同闯过一道道关卡，每一关都可能遇到“深坑”。她自己就曾在经纪公司投入近百万元的所谓“入行费”。

　　在她看来，并非所有经纪机构都属骗局，确实有极少数孩子通过这些平台获得机会。“一个好角色，常常是万里挑一。”从群演到童星，这条道路考验的不仅是孩子的外形和天赋，还有家庭背后的财力与长期投入。

　　然而，更多孩子在这条路上过早见识到成人世界的现实。儿童演员与成人一样，被严格分层：从群演、特约到小演员、童星，每一级戏份和片酬都不同。才艺、年龄、身高、长相被量化成一张简历，投入数万份资料中，大多石沉大海。

　　剧组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小社会。初来乍到时，李钰和孩子都能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壁垒。“刚开始那会儿，整个人都是绷着的，生怕多说多错。”她回忆，导演的指令不容置疑，一次因成年演员频频忘词导致重拍，工作人员的训斥却落到了小演员身上。孩子始终低着头，紧抿嘴唇，强忍着眼泪。

　　肖然第一次动念让儿子去试试演戏，理由再简单不过——她觉得儿子皮肤白净，眉眼清秀，带出门常被人夸“萌娃、好看”。起初，她只当是寻常的客套，但类似的话听多了，她开始觉得，儿子长得漂亮，或许真的是“老天赏饭吃”。

　　为了验证自己的感觉，肖然选了几张儿子的日常照片发到网上，回应却有些平淡。有人说“孩子挺上镜”，也有人客气地提醒“别太当真”，更直接的评论是“就是普通小孩”“家长的亲妈滤镜太重了”。

　　期待落空，肖然却没有放弃，反而生出几分不甘。她忍不住想：万一那些人看走了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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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很快发现，网上有许多和她处境相似的父母。在讨论“孩子是否有明星相”的帖子里，大家都因旁人的几句夸奖萌生念头，又因质疑而更想证明什么。“万一我孩子真有天赋呢？”——在她看来，这是许多家庭迈向“造星路”的共同起点。

　　如果说肖然的起点带着几分“验证”色彩，那张莉的“造星”动机，则来源于对孩子更深的期待和焦虑。

　　张莉至今记得，女儿小宇四岁时在幼儿园演出中扮演一棵树，只有两句台词。台下一同观看的家长随口夸道：“这孩子有灵气，像个小演员。”一句无心之言，像颗种子，落进了她心里。

　　她从小在农村长大，对演艺圈的了解仅限于荧幕上的光鲜。起初，她对“童星”一词怀有本能的疏远，甚至略带偏见。直到她加入一个选角家长的微信群，才发现群里大多是和她一样的普通父母——衣着朴素，言语间透着对孩子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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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触动她的，是听到几位家长谈起自己年轻时也曾喜欢文艺，却因无人支持、没有机会，最终不了了之。这些话，不经意触发了她心底的遗憾。

　　张莉刚过三十岁，是一名物流公司的销售。中专毕业后，她做过服务员、干过收银员，几经周折才稳定下来。她的丈夫是一名房产中介，初中学历。张莉将自己求职与生活中的种种艰辛，归因于没有像样的学历和引路人。于是，她将改变命运的希望，加倍寄托在独生女小宇身上。

　　从五岁起，小宇的周末就被英语、钢琴等课程填满。每个周末，张莉背着塞满水壶、教材和乐谱的书包，带女儿穿梭于城市的不同角落。赶路成为常态，女儿常无聊地在车窗上画画、摆弄书包挂饰，有时下课太晚，随便吃点儿快餐就累得靠在妈妈肩头沉沉睡去。

　　可到了四年级，小宇的成绩始终中等偏下。张莉试过各种方法：上网课、请教别的家长、调整学习计划……但小宇的成绩就是上不去。挫败感日益加深，她开始迷茫：到底应该怎么为孩子铺路？

　　在彼时的张莉看来，演戏或许是能绕开升学竞争的另一条路。她描绘出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愿景：成才之路并非只有苦读这一座独木桥。让孩子接触演艺圈，积攒拍摄经验，万一成了演员，职业收入可观，未来生存或能有更好的保障。

　　第一次接触童星经纪人时，她发了段女儿在小区荡秋千的视频。对方惊喜地反馈：“这孩子天生有镜头感，眼睛会说话，这样的灵气千万不要被应试教育埋没了！”

　　张莉后来回想，自己对于“童星”本身并无太深的执念，那更多是出于一个普通母亲，在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时，一种近乎本能的焦虑。她坦言，自己小时候家里条件有限，没能接触什么才艺培养，如今有了点儿积蓄，就想着无论如何都要让女儿多见见世。

　　她更看重的是让孩子的人生多一种选择，而不是急着让女儿去拍剧，出名。她从没想过要把女儿当成赚钱的工具。而那些经纪人口中花样百出的承诺，精准击中的，正是家长们深植于现实困境的迷茫与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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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对于“当明星”，母女俩的体验则截然不同：对她而言，这是有必要的奔波；对女儿，这却像是不得不完成的任务。被问及感受时，女儿只是茫然地说：“不懂演戏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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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情况下，是家长需要孩子成为童星，而不是孩子自己需要。”从业十三年的经纪人黄嘉观察到。她解释，真实的市场为小演员提供的机会非常有限，无外乎是演绎主角童年、充当主角子女或担任背景群演等少数几种。

　　但每年暑假，横店依然挤满了带着孩子前来寻梦的家庭。黄嘉常在社交平台上遇到发布孩子照片、为孩子寻找演艺机会的家长，即便她坦诚告知行业现状，对方也常坚持己见，认为“哪怕不赚钱，能真正参与一次拍摄也好”。在她看来，“十个孩子里有九个，其实根本不清楚拍戏是怎么回事。”

　　黄嘉透露，如今市面上多数“儿童经纪公司”并不正规。许多号称“经纪工作室”的机构，实则为销售团队。二十年前，星探在街头、商场物色目标；如今，这套模式已全面转向线上。正规剧组通常通过专业经纪公司选角，而市面上超过半数的“儿童经纪”既无资质，也缺乏可靠资源。

　　尽管2021年底文旅部明确规定演出经纪人员需持证上岗，但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社交平台上仍活跃着大量以“内推剧组”“签约培养”为名的“经纪人”。他们以年费数万元的标准收取费用，报价悬殊：从普通角色的29800元到“定制角色”的上百万元不等。

　　一旦问及具体内推渠道，对方往往语焉不详，仅反复强调“与选角导演有深度合作”，却从未出示任何合作证明。对此，黄嘉证实，这些自称“经纪人”的多数并无相关资质，不少人刚入职一两个月便自称经纪人。在市场竞争压力下，部分公司甚至不看重资质，只求能拉来客户。

　　新京报记者检索发现，近年来以“导演直招”“剧组内推”为名收取高额费用后失联的案例屡见不鲜。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与儿童演艺经纪合同纠纷相关的民事诉讼已超1600条。

　　2024年，在一起上海徐汇区检察院办理的案件中，被告人季某某虚构影视资源，以“安排孩子与顶流明星同框参演”为诱饵，骗取8名家长38万余元。他供述，自己曾从事儿童培训行业，发现家长舍得为孩子投入，便萌生借此牟利的念头。

　　郑晶晶律师分析，此类诉讼的首要难点在于合同本身。这类由经纪公司拟定的合同充满模糊承诺，却极少量化标准与违约责任；而对家长的违约条款却清晰严苛。这种权利义务的不对等，为日后争议埋下伏笔。

　　她表示，经纪公司通过签订拍摄服务合同等方式，回避了家长的真实诉求，同时逃避了公司提供演艺经纪服务的重要合同义务，而家长在签订合同后又因无法举证签订合同时受欺诈以及公司承诺内容等情形，造成维权困难。

　　举证是另一大难关。家长需自行证明对方未履行口头承诺，而聊天记录往往语焉不详，口头承诺更是无从考证。即便胜诉，损失认定也极为困难。孩子付出的时间、错过的机会等间接成本，很难被计算为法律意义上的经济损失。

　　更深层的难点在于行业特性与监管盲区。郑晶晶强调，儿童演艺周期短、机会不确定，“未成功”难以直接等同于“欺诈”。许多机构游走在夸大宣传与实质性欺诈的模糊地带，当前监管对此类行为的界定和处罚仍不够清晰。

　　黄嘉认为，合同陷阱背后是整个行业的失序。目前在收费标准、培训质量、工作时间及保障措施等方面均缺乏统一规范。她呼吁尽快建立行业准入机制、明确监管主体，并对欺诈行为实施严厉惩处。

　　9月13日，又是一个周末的夜晚，某童星选角直播间里人头攒动。评论区不断刷新着留言：“怎么能当演员”“求导演看一眼我家小孩！”……虚拟的爱心和掌声此起彼伏，家长们纷纷点亮灯牌、送出礼物，希望为孩子“加持”运气。屏幕中央，一位自称“选角导演”的年轻人正热情介绍着“直通横店”的“重大机会”。

　　偶尔，一条不太起眼的评论飘过：“别信他们，都是套路。”但它很快被新一轮的礼物和祝福淹没。没有人停留，也没有人追问。大家依旧迫不及待地填写资料、上传照片，仿佛只要动作够快，梦想就能更近一步。

　　直播间外，张莉刷到了这个画面。她停顿片刻，然后平静地划了过去，转身走向女儿的房间。台灯下，小宇正伏案学习，神情专注。

　　而屏幕那端，新的“模卡拍摄”“试镜邀请”再次发出。一个又一个家长接连涌入，带着孩子的照片和资料，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继续为孩子打捞着一段不确定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