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上海民族乐器一厂成立。1998年底，第六任厂长王国振上任。这一年，民乐一厂主营业务亏损。摆在王国振面前的，是低迷又充满机会的民族乐器大市场。

　　在担任厂长的第二年，王国振去到兰考考察，随后当机立断拍板在兰考建厂。这里有制造民族乐器的理想材料泡桐木，而在当地建厂能大大降低综合运营成本。当年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种下的防风沙的泡桐树，成了上海民乐一厂复兴的关键。

　　解决了生产端的问题，王国振还要面对销售端的难题。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西洋乐器的冲击下，民族乐器卖不出去，很多制造厂打起“价格战”，民族乐器也一度被贴上“廉价”、“老土”、“粗糙”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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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有些厂家的古筝售价只有上海民乐一厂的古筝价格的一半。销售人员多次找到王国振“诉苦”，提出加入“价格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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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入恶性低成本竞争，前景就是退出市场。”在一次会议上，王国振坚决反对降价，并提出“不仅不能降，还要涨价”。

　　面对“涨价会失去市场竞争力”的声音，王国振笃定地说，“要涨，同时必须有相应的配套举措，进一步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

　　“反向涨价”的底气，来自厂里的技术骨干。王国振提出，技术骨干每年都要对自己制作的乐器有一个新的要求。就此，大家的潜能被不断激发了出来。

　　民族乐器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李素芳既是民乐一厂的乐器制作大师，也是“客服人员”，多年来她一直亲自上门为消费者调试古筝。许多孩子参加比赛用的都是“敦煌牌”古筝，但他们不会调。为此，李素芳专门到比赛现场，帮孩子们把古筝调试到最佳状态。她最近一次“上门服务”发生在成都金钟奖上，10位选手进入决赛，李素芳把每一台琴都调了一遍。

　　产品和服务质量提升的同时，创新也不能落下。王国振鼓励大家拥抱变化。“一开始大家觉得伤脑筋，但后来积极性都越来越高。”非遗传承人、二胡制作师曹荣说，他们每年都会推出十几、二十种不同款式的二胡。“厂子越来越好，我们的个人待遇也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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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胡、古筝、琵琶……目前，上海民乐一厂平均每年推出新品超70款。而就在去年，又一座新厂房在兰考拔地而起。

　　“想翻身，想持续发展，想走上一条辉煌的道路，一定要以文化为主线。”王国振掌舵期间，无论是组建民乐团、研发新品，还是研发改良民族乐器，都离不开“文化传承”这四个字。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上海音乐学院与上海民乐一厂合作打造出‌革胡，‌填补了民族管弦乐队低音声部的空白。但‌因为声学系统不够完善，革胡的普及之路并不容易。

　　一次偶然，青年低音提琴演奏家吴昱忻在网上了解到革胡，而后他从上海民乐一厂的老仓库里淘到了上个世纪生产的革胡。在了解到民乐一厂一直在研发改良民族乐器后，吴昱忻主动找到王国振，要求加入上海民乐一厂，一起修复革胡。他们重新设计了革胡的琴码，开发了革胡弓，解决了革胡音量小的痛点，让在库房沉睡多年的革胡实现了新生。

　　“这个行业除了需要艺术大师、演奏大师、制作大师，也需要思路清晰的经营者。”掌舵民乐一厂20多年，王国振的目标非常明确，“要弘扬发展中国民族乐器产业，这就是经营者的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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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王国振卸任，这一年，上海民乐一厂营收5.3亿元、利润1.9亿元，2023年民乐一厂毛利率59.6%，稳居行业首位，继续创造着民族乐器制造业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