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不是今晚在艺术人文频道收官的纪录片《中国乐器》,谁又会本能地关注民族乐器制作技师?谁又知道古筝的国家标准是根据国家级非遗传承人、80多岁徐振高的手艺确定的?谁又想得到孩子们学习古筝、二胡的热情,必须基于这些手工艺人的品格与智慧?双手造就生活。
采访徐振高有时光停滞之感。被业内誉为“筝父”的徐振高,穿着一身三四十年前才常见的蓝色工作服,戴着绒线帽,手里拎着一个布袋子,就这样出现在民乐一厂闵行的车间里。他在这里的主要工作之一是防伪——用毛笔在宣纸上签名并写上“敦煌筝艺”,然后附在每一架古琴上,表明“正身”。此外,他还巡回在松江等其他分厂车间,继续解决技术难题。他谦虚得表示,自己“文化水平不高,当年是被扫盲的对象。”
13岁前,他在扬州务农,很贫困,“做什么行当都不成功”。19岁,进入民乐一厂拜大同乐馆缪金林为师:“1958年大炼钢铁,1959年师傅身体不好,厂里就让我接班。1960年起,我开始独立创作。”徐振高用的就是“创作”这个词儿。“老早古筝墨赤乌黑,被人家讲看上去像只棺材。我心里不平衡,白天去城隍庙看雕梁画柱,晚上回来描画。”如今古筝面板上最常见的“双鹤朝阳图”就是徐师傅的独创。
从13弦、16弦、17弦,到21弦、28弦——为了让古筝演奏的音域更加宽广,徐师傅不断增加弦数以及更迭弦的材料。他不断与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的古筝教授切磋。在不影响演奏技法的前提下,教授们发现28弦未免有些多,于是,如今通用古筝被设定为21弦,并成为全国制式。他也是率先到兰考县发掘当地种植的泡桐可以做古筝面板的人。当年焦裕禄率民众种植泡桐的初衷,是防风固土。徐振高让这些泡桐还成为乐器,让泡桐具有了经济价值,惠及兰考百姓生活。他说:“挑选泡桐还要看它的年轮、阴阳面,这都会直接影响音色……”制作民族乐器的专业水平高,让他在1958年就拿到84元工资,让他可以一个人养活家中7口。如今,他一周来一次工厂转转,年薪也有7万。
他的徒子徒孙有百余人,占据全厂古筝制琴师的99%,还遍及扬州等长三角其他联营厂、分厂:“我的扬州徒弟八成都是乐器界的老板了。”2011年,他成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业内开玩笑说,他的专业水准之高,让民乐一厂变成“古筝厂”。2015年,古筝销量8.7万台,销售额超过1.7亿,并远销至日本、美国、加拿大、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因为好看、好听、好学,古筝在青少年中引发学习热潮,继而鼓舞了民乐界、文化界对传统文化的信心。 新民晚报首席记者 朱光 新民晚报摄影 郭新洋
“别看如今我师傅八十多岁和蔼可亲,当年他可狠了!”徐振高唯一的女徒弟李素芳说:“年纪轻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女流之辈,可能会被照顾。结果,他觉得我木工做得不够好,就当众劈掉咯!我哭死也没用!”如今,退休返聘回厂里担任质量总监的李素芳表示:“现在想想他劈得对。劈比骂好。严厉的方法才让人长脑子。”
把次品当众劈掉,体现的是徐师傅的品格与智慧。容不得次品存世的态度、一斧胜过千言万语的动作,成为徒弟脑海中一辈子不可磨灭的图景。并且,一斧子还激起了徒弟因蒙羞而激发的荣辱心。这样决绝的方法,似乎只有“老法师”才用了。既便如此,徐师傅的徒弟还是每年过年都去看望他并一起回味这个画面……现在的学徒有点承受不起这种苦。李素芳也说:“现在我看到不合格的,不会劈掉,也就收掉。”
良药苦口、苦瓜清火。我们总是无谓地不断去证明小学课本里的常识,是真理。朱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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