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岁时，董娜辞去安稳的国企工作，卖掉一套上海的房子，远赴美国读心理学硕士，50岁时成为一名婚姻家庭治疗师——这是她年轻时就想从事的职业，到了退休的年纪，终于得以实现。

　　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场冒险，但在困境中寻找转机，已经是深植于董娜成长经验中的习惯。她经历过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年代，那种持续开放、机会不断涌现的环境和昂扬的氛围，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她“待不住”的劲头和勇气，“我不害怕改变，只想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过我喜欢的生活”。

　　董娜约在家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和我见面。她穿着一件带黑色披肩的米色针织衫，没有化妆，皮肤有些泛红，脸上有几条明显的皱纹。不过，董娜不想遮掩年龄的痕迹，她说自己现在很少化妆，身上“一件牌子货也没有”，却觉得自己比以前更年轻了些。她有一种松弛感，声音柔和舒缓，音调不高，对话时会盯着对方的眼睛，偶尔点头，让人觉得她时刻在认真倾听。

　　这很符合她如今的职业：一位心理咨询师。董娜53岁了，在国内，这是大多数女性即将退休或已经退休的年纪，但董娜的“新人生”才刚刚开启不久：46岁那年，她辞去国企的稳定工作，到美国西北大学攻读婚姻家庭治疗硕士学位；2024年回国后，她在上海开设自己的工作室接待来访者，同时也为在美国接待过的老客户继续做线上咨询。

　　董娜在上海自己的诊室接待线下来访者，同时继续为在美国时的老客户提供线上咨询（麻耀刚 摄）

　　曾经的国企同事再听到她的消息时，总是一阵惊诧——七年前，董娜辞职留学时，有人私下议论她；知道她还卖掉了上海内环的一套房子当学费，直接说她是“没事找事”。董娜笑起来，她觉得这个评价十分精准，“我就是个‘爱折腾’的人，不折腾的话，现在可能还在湖南的山坳里教书呢”。

　　她口中的“山坳”，全名叫“木家坳”。1993年大学毕业后，20岁的董娜被分配回老家湖南，在一所位于郊区山坡上的中专学校教书。学校距离市区有20公里远，搭完公交车还要转乘三轮车，全程两个多小时。和董娜同一年被分配到中专学校的殷芃（化名）记得，“坐着公交车越走越远，城市的影子渐渐消失了，周围只剩下稻田”。学校周围都是山林，彻夜响着野猫的啼叫声。两人住同一间宿舍，有一次，她们还在宿舍的床铺底下发现一条蛇。

　　这和董娜在大学时见过的世界天差地别。1989年，董娜到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现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大学，她所考入的国际贸易专业是最热门的专业，在“外贸吃香”的年代，国家垄断进出口经营权，进入外贸系统就等于捧上了“金饭碗”，同学们毕业后的去向，多是掌握经济命脉的国有巨头，收入高，还能经常出国。当时的上海热闹繁华，董娜的上海同学穿着进口的服装，面料、颜色、设计都是她从未见过的。学校靠近虹桥经济开发区，她和室友常在傍晚散步过去，看那些高耸的摩天大楼。室友指着一栋楼开玩笑：“我以后一定要住上这家五星级酒店。”

　　但董娜与光鲜的“外贸世界”之间隔着一道无形的墙。高考时，她的分数刚过重点线，不足以进入普通的国际贸易班，最终她选择了录取分数稍低的“师资班”，这意味着毕业后她必须服从分配，成为一名教师。20世纪90年代初，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浪潮中，教师算不上一份好工作，它几乎与“清贫”画上了等号。“像是一个没有选择的人，才会选择的保底工作。”董娜记得，中专学校里的年轻同事和自己一样，都想逃离这里，但他们却被“人事档案”牢牢锁定了——没有工作单位放行个人档案，就无法合法地进入人才市场，像一个“黑户”。

　　要待在山村里，董娜一百个不情愿。她生长在湖南的一个地级市里，生活还算富足，我看到一张泛黄的老照片，里面十几岁的董娜长得白净圆润，戴一副棕色圆框眼镜，穿着纯白色衬衫和高腰黑色百褶裙，坐在家里的书房弹钢琴，是个典型的城市女孩模样。

　　当董娜在山坳里每月守着500元工资时，留在上海的同学不断传来激动人心的消息：有人去了外企，月薪5000元；有人被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派到欧洲五年。最让董娜振奋的故事是，一位进入外企的同学，在第二年就作为某著名国际品牌洗发水的中国独家代理，一年轻松赚到了100万元。

　　500元与100万元，这个悬殊的对比每天都在刺激着她，让她觉得“躁动不安”。那时候董娜最常听的一首歌是齐秦的《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会怎么样，我也说不清楚，但现在绝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一定要逃离这里”。她尝试过考研、考公、留学，都因为学校不同意、无法拿到档案而宣告失败。

　　“什么档案，什么户口，都不管了！难道我要被这些东西捆一辈子吗？宝贵的三年青春已经过去，我不能再等了。”1996年9月10日，董娜“不管不顾”地出走了。教师节之夜，全校老师在食堂聚餐，学校还发了一笔小奖金。吃到一半，董娜溜回宿舍，背上事先收拾好的双肩背包，和殷芃一起走到学校门口。“再见，殷芃，我走了。”殷芃看着董娜坐上一辆三轮车，头也不回地消失在夜色里。

　　董娜去了上海，一待就是30年，如今女儿也长到了当年她逃离中专学校的年纪。董娜的女儿是“00后”，正好面临着就业、升学的选择，常常向她抱怨：“妈妈，你不知道现在找工作有多难。”董娜压低了声音，对我做出一个“悄悄说”的手势：“我嘴上说我理解她，其实我不理解。我有时会问她，‘你有数据支撑吗？’因为在我看来，找工作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

　　当年抵达上海后不到一个月，董娜手中就有三个不错的机会：一家中英合资制造企业的副总助理，一个销售淮海路高端楼盘的香港房地产公司职位，以及一家国际海运公司的职员。当时，和外资、港资挂钩的行业，都很有“钱景”，但在海运公司工作了三个月后，她又跳进了一个全新的行业——征信系统。

　　征信就是收集、整理公司或个人的“经济信用记录”并生成报告，比如一家工厂想找银行贷款，扩大生产，银行就会查询这家工厂的征信报告，看看它的负债情况、过去是否按时还款，以此判断风险。计划经济下，中国几乎没有征信需求，但在20世纪90年代，大量外资进入中国市场，需要与陌生的本地企业做生意，他们只能寻求邓白氏（Dun & Bradstreet）等国际征信机构合作。几位年轻人看见了这个空白行业的商机，在1992年底创立中国第一家本土征信公司，董娜成为这家初创企业的职员。

　　在那个遍地是机会的年代，变动是人们的生活常态，人们乐于探索新的领域——它往往意味着更好的发展，而非风险。我和殷芃也聊了一次，她的前半生同样曲折：董娜逃离的同一年，殷芃选择了更稳妥的一条路——参加在湖南长沙市进行的公开公务员招考，并成功被招录；2004年，具有法学背景的殷芃“下海”去当律师，成为当地第一个从省人大辞职的公务员；2006年，殷芃又赶上湖南省面向社会公开选拔国企领导干部的试点，成为一家省属国企的中层干部；数年后，她再次辞职到北京创业，最终回归律师行业。

　　我感慨于她们的人生经历丰富以及求变的勇气，敢于随时舍弃“铁饭碗”。殷芃想了想，没有把这归结于个人的能力，“只是我们‘70后’正好碰上了一个特别好的时代，无论想做什么，都有可能”。

　　在征信公司，董娜最初做的是市场研究工作，但她主动换到了销售岗位，六年时间里，她从普通销售一路做到了整个上海团队的销售总监。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尤其是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来华投资的外资企业数量快速增长。董娜在心里盘算上海征信市场的销售额：如果自己创立公司，哪怕只分得一小块蛋糕，也足以过得很好。2002年，她和几位合伙人开始创业，第一年公司的全部收入只有十几万元，创始团队挤在一间小办公室里；到了第三年，公司发展到五十多人的规模，从狭小的办公室搬到了外滩更具规模的写字楼，董娜自己领导的销售团队，最多时有十二三人。

　　她回忆起自己的创业故事，难得地情绪激动起来，神采飞扬：“我们这代人，和我们父母的谨小慎微不一样，都比较大胆。毕竟那时候身边‘下海’的人太多了，都是成功的例子，一‘下海’就‘大发特发’。”

　　像她这样昂扬的斗志，在我接触过的年轻人身上已经很少见。我给董娜解释了当下年轻人面临的就业困境：他们可选择的机会不多，所以不敢轻易试错。还举了好几个我采访过的年轻人的具体例子。董娜听得认真，也很惊讶，问我：“大家这么辛苦吗？”最后点点头，似乎更理解女儿一些，“看来真的是和我们当时不一样了”。

　　高歌猛进的日子在生育女儿后摁下暂停键。为了照顾年幼的女儿，董娜辞职当了三年全职妈妈。2009年，她重返职场，进入了一家国企成为管理层。那是董娜最悠闲的一段时间，“收入虽然没有以前多，但是性价比极高：福利好，时不时发奖金；工作量是原来的十分之一，而且毫无压力，没有任何业绩指标”。那几年，董娜唯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维护好和领导的关系。

　　如果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职场危机”，董娜或许会从这家国企安稳退休，成为一个“每天跳广场舞的小老太太”。

　　2018年，她正在菲律宾休年假，忽然收到微信群里发来的人事变动通知，她所在的国企进行改制，由于部门合并和业务调整，她的职位从部门领导连降好几级，变成了另一个部门“80后”总监的助理，连带着薪水也下降了。回到公司后董娜发现，自己得从独立办公室搬出来，搬到一个角落里的格子间，与五六位年轻同事挤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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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要走’，这简直是奇耻大辱！我还得向一个比我年轻十几岁的小伙子去汇报。”但董娜很快就冷静下来，“这几年在国企，我的‘武功’全废，天天吃喝玩乐，这个时候我还想跳槽到外企，年龄又这么大，谁都不会要我”。她还想过其他出路：找关系调动到别的国企，或是咬牙熬上四五年，等待着退休。

　　正在她纠结的时候，转机出现了。一位多年未见的大学同学Lily与董娜见了一面，董娜这才知道，Lily正在美国攻读法学博士。当年大学毕业后，Lily到美国继续念书，但很快结婚生子，成为家庭主妇。一直到孩子上大学，年近四十的Lily又重新捡起自己的学业和事业，重返校园。“她脸上有皱纹，变老了很多，但眼睛里是有光的！”董娜至今还记得再见时Lily的样子，她大受震撼：“原来女人到了40岁，还可以去重新念书，进入全新的领域。”

　　年轻时董娜心里就有一个梦想：去当一名心理咨询师。从上学时开始，她一直是知心姐姐的角色，乐于倾听朋友的情感烦恼并给出建议，她曾偶然听姐姐说起，美国有“婚姻治疗师”这个职业，“我一下被击中了，觉得好像是为我量身定做的职业”。但在20世纪90年代，心理咨询师是个太过小众的职业，客户少、客单价低，董娜只知道一位朋友的丈夫是心理咨询师，他也会在家里接听来访电话，“相对于其他行业的收入，实在是太穷了”。

　　如今情况完全不同了。随着心理健康观念日益普及，许多人会主动选择寻求专业帮助，这催生了一个稳定增长的市场。智研咨询发布的调研报告显示，2024年中国心理健康服务整体市场规模达到2024.8亿元，其中“心理咨询服务”约占50.9%。而且，与其他许多职业不同，咨询师的专业可信度往往与人生阅历深度绑定，年龄的增长在这个行业里反而成了一种优势，中年女性在其中的位置并不输给年轻人。

　　求学的想法起了头，就像是一锅沸腾的水，很难再抑制。董娜回忆，她的心“躁动”起来，再也无法平静，哪怕后来工作又有了转机，她也无法再劝说自己回到国企“熬日子”。

　　董娜仔细分析了成为心理咨询师的路径：国内的应用心理学研究生，不太会招45岁的中年人，而且对她来说，国内的考研难度实在太高了；社会上的心理学培训机构容易进，但不算是“科班出身”，社会认可度不高。董娜又想起姐姐说起的美国婚姻家庭治疗师，她搜索后发现，美国有大学开设这个专业项目，“我为自己设想了这样一条路：先申请美国大学的婚姻家庭治疗硕士项目，成为一名专业的婚姻家庭治疗师，再回国执业”。

　　Lily几乎深度参与了董娜申请留学的整个过程，在采访中，她多次夸赞董娜是个“有行动力的人”。Lily告诉我，即使是在美国，中年女性要像董娜一样彻底转入一个新的行业，依然很困难，“它需要各方面条件都很成熟：首先要有钱，不用每天去做一份小工，帮着补贴家用；其次，孩子已经长大了，妈妈可以有更多自己的时间；最后要像董娜一样，有行动力”。

　　定下去美国读硕士的目标后，董娜的生活彻底变了。过去十年国企里那种舒适的“养老生活”彻底结束，她要打起全部精神去解决接踵而来的现实问题。

　　首先是资金，留学的学费和生活费每年至少要50万元，董娜和丈夫是普通工薪阶层，他们的存款远远不够。董娜想到了家里一套位于上海内环边、原本计划留给女儿的小房子。卖房不是小事，她试探着向丈夫开口，出乎意料的是，丈夫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了，“我觉得你早该离开国企了，在那里你过得不开心”。董娜心里还是有压力，天天在心里盘算：“这几年如果上班我能挣钱，留学还要花钱，万一读完书还挣不到钱怎么办？”

　　另一个障碍是语言考试和申请学校。要申请美国的硕士，得有GRE和托福考试成绩，董娜的英语基础不错，但毕竟二十多年没用过英文，她开始了堪比高考的备战。董娜推掉所有娱乐和锻炼，全部时间都泡在辅导班和书本里，几个月后终于拿到了一个勉强够到研究生申请及格线的英语成绩。

　　学英语的同时，她也在为申请学校做准备。全美具备认证的婚姻家庭治疗硕士项目有一百多个，在Lily的帮助下，她们筛选出十所目标院校，其中排名第一的就是西北大学。

　　为了增加被录取的概率，董娜打听到西北大学的项目负责人Douglas将会在杭州参加一场论坛，特地住进了Douglas下榻的酒店。在早餐厅，董娜“蹲守”到了Douglas，她跑过去询问能否坐下，然后介绍了自己的年龄、行业：“你们会录取我这样的人吗？”Douglas告诉她，西北大学的官网上有这样一句话，“欢迎跨行业报考婚姻家庭治疗专业”。为了给Douglas留下更深的印象，她还报名了对方出席的一次付费工作坊，“拼命问很基础的问题。我就是想让他记住我”。

　　2018年11月和12月，董娜埋头准备申请材料，将十所大学的申请材料一股脑寄出去，然后开始了漫长的等待。从2019年开始，她陆陆续续收到拒信，大受打击，“我怀疑是我太老了，人家完全不给我机会”。一直到5月4日，她终于收到一封来自西北大学的邮件：我们的录取名单中有人放弃了，你在我们的候补名单上。

　　在采访之前，我看过一段关于董娜的视频，那是她在美国的第一次同学聚会，15名同学一起拍合照，拍照前有人用英文大喊一句“拍动图”。董娜没有听懂这句英文，于是出现了这样的一幕：当其他14名同学都在大幅度地挥手、甩头、转身时，只有董娜保持着一个竖起大拇指的手势，站在最右边一动不动。

　　这像极了她在美国新生活的开局：当其他人已经融入其中，她还茫然地待在原地。

　　2019年秋天，刚到美国第一周，董娜就因为水土不服、过度劳累，高烧到将近40摄氏度。她只好独自在镇上的医院住院，“我每天都喊着要hot water，护士可能从没见过有人一直要喝热水。她们倒给我了，最后出院时我发现，每一杯热水都要好几个dollar（美元）”。住院到第三天，医生认为她已经度过了危险期，要求董娜出院，董娜只好给学校打电话，让学校治安队的车辆把她拉回公寓，一个人休养。

　　在班级里，不少同学有专业基础，她曾听到两位同学在讨论案例，多次提到DDD、MDD，悄悄问过才知道，这都是心理学上的专业术语缩写，“我闻所未闻”。每次上课时，老师总会按照姓名的首字母顺序提问，董娜第一个回答完，再听到后面同学的答案，才发现自己完全理解错了问题。第一学期结束时，她有一门课得了C，“史上都没有人得过C，我很担心会不会拿不到文凭了？”后来，她只好把老师上课的内容录下来，回公寓后再一点点回放听。

　　董娜（左二）在美国时与同学的合影。她是班里少有的中年人（图源：婚姻家庭治疗师董小姐小红书）

　　英语是她最薄弱的点。按照课程要求，学生们很快要开始接待真实的来访者，在毕业之前攒够500小时的治疗时长。董娜第一次接待来访者之前，要给对方打电话约定时间，她鼓起勇气拨过去，是一个录音留言。那两句预约话术她已经反复练习了许多遍，她对着话筒背诵出来。结果，当天下午她就收到通知：那位来访者取消了来访，理由是“not good fit”（不合适）。“我很伤心，我想肯定是我的口音有问题。”董娜去找了学校的国际生办公室，办公室推荐了一个老太太志愿者，帮助董娜练习口语。她还去参加语言系学生提供的免费英文聊天、国际生学语言团体组织的活动，晚上睡觉前、早上做饭时都会听美国新闻和英语演讲。

　　幸运的是，董娜选对了方向，她的年龄、婚姻、阅历，都为成为一个婚姻家庭治疗师增加了优势。口语和听力慢慢提升上去后，董娜明显觉得，自己在面对来访者时更“稳”——一位二十几岁的同学向她诉苦，因为自己太年轻，曾被来访者质疑“不懂得婚姻里的事”。

　　“年龄大对于婚姻家庭治疗师来说，绝对是一个长处。董娜既是母亲，也是妻子，在自己的家庭生活里积累了很多经验，这些经历能让她更好地共情自己的来访者。”Josh Hetherington从2001年起成为一名执证婚姻家庭治疗师，目前在芝加哥开设了一家拥有近50名心理咨询师的诊所，董娜已经在他的诊所里工作了四年。“在美国，婚姻家庭治疗确实是一个女性占主导的领域；在全球范围内，大部分治疗师也都是女性。对很大一部分人来说，和女性治疗师合作会更自在，因为他们从小被母亲照顾，更容易和女性治疗师建立起细腻的情感联结。”

　　一开始，董娜的想法是完成两年学业后就回国，但新冠疫情的暴发打乱了一切计划。2020年起，董娜在美国断断续续经历了封控、上网课、中美断航，她有了新的打算：研究生毕业之后，接待满3000个小时的咨询时长，就可以考取只有美国才有的婚姻家庭治疗师的执照，索性在美国多工作一段时间，多攒点时长，同时等待疫情好转。

　　后来，董娜发现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在美国，婚姻家庭治疗师就像保健医生一样，长时间陪伴一对夫妻；在中国，人们没有这个习惯，总希望通过一次咨询就能彻底解决问题。她通过同学引荐认识了Josh，毕业后留在了Josh的诊所。

　　Josh对董娜的第一印象是说话很有亲和力、擅长和人打交道，而且带有职场人的自信——这都是作为咨询师的优势。后来，Josh发现，董娜还是个擅长“觉察”的人，不仅觉察他人，也觉察自己。“她有婚姻经历，对于伴侣之间的行为互动模式有很多思考，我就帮她深挖这些想法，并指导她如何把这些理论用在婚姻咨询的案例中。”Josh说，当来访者的经历与董娜的生活有相似之处时，她能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点，但先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再提建议，而不是把来访者当成另一个“自己”去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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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心理学的过程中，董娜也在重新整理自己和自己的婚姻。在美国，她接待过一对关系濒临破裂的夫妻，妻子的不满在于，丈夫总是会大声吼她，这让她觉得很不受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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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正好戳中了董娜的一段心事：以前，丈夫情绪爆发时也经常会吼她，董娜的应对方法是转身就走，买一张机票回湖南老家，或者拎起箱子去住旅馆。学了心理学之后，她开始理解，怒吼背后往往是对方无法表达情绪的无助，董娜现在的做法是，当下先安抚和共情丈夫：“你看起来很生气，愿不愿意跟我多讲一讲？”通常，丈夫的情绪会因此缓和下来，等他平静之后，董娜会明确指出来，这种怒吼对自己是一种伤害，她也有自己的相处规则和底线。“我现在的方式比之前成熟多了，我先生也很少吼人了。”

　　她把这段亲身经历分享给来求助的夫妻，咨询结束后，那位妻子告诉董娜，这个分享“非常有力，对我的帮助非常大”。

　　2024年回国后，董娜开设了自己的心理工作室，也在社交账号上分享自己中年转型的经历和做婚姻家庭治疗师的感触。她的后台常常收到私信，很大一部分消息是中年女性发来询问关于转型的建议，“她们会问我，40岁了，该如何出去留学？心理咨询在美国好不好找工作？也有人发长长的文章说，自己的工作遇到了瓶颈，‘我现在很困惑，不知道该不该辞职’”。她能感觉到，许多女性想做出改变，但在现实的压力下，她们很难迈出第一步，所以希望有人能推自己一把，“我只能解答和我有关的问题。该不该辞职？留学后会怎么样？每个人最终都得有自己的考量”。

　　董娜开设了自己的心理工作室，也在社交账号上分享自己中年转型的经历和做婚姻家庭治疗师的感触。（图源：婚姻家庭治疗师董小姐抖音）

　　董娜对自己如今的状态很满意。现在，她的工作室经营稳定，一大部分线上来访者是以前在美国时攒下的客户。“我没有再想过退休，可能到70岁的时候，我还在做婚姻家庭治疗师。”董娜还给自己定了两个小目标：一是从现在的共享诊室搬出来，拥有一间完全属于自己的独立诊室；二是未来几年，能招募到几名志愿者，做一个关于“夫妻团体治疗”的实验性项目——这在国内还没有人尝试过，董娜希望自己是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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