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19日下午，东莞一家科技公司的会议室里，37岁的蔡勇斌正用数倍于常人的速度“阅读”屏幕。他的耳机里传出快速而机械的语音，那是读屏软件正在朗读一份技术文档，他的手指在键盘上快速移动，没有看一眼屏幕——事实上，他什么也看不见。

　　“只有光感。”蔡勇斌这样描述自己的视力状态，“能分辨白天黑夜，但分不清颜色和形状。”这位出生于1988年的盲人程序员，有着与大多数视障者不同的人生轨迹：他没有走传统盲人就业路径成为按摩师，而是在代码的世界里，为自己和成千上万的视障者开辟出一条全新的“看见”之路。

　　13岁接触“会说线年，广东东莞一处正在装修的民房里，5岁的蔡勇斌独自玩耍。“我自己去玩石灰，弄到眼睛了。”蔡勇斌平静地回忆那场意外时说，起初冲洗后似乎无碍，但腐蚀性物质逐渐破坏了角膜表层。家人带他从当地医院转到广州眼科中心，急救、手术，可视力仍一点一点褪去。6岁时他接受了第一次角膜移植，视力短暂恢复到0.8，但不到半年又开始下降。

　　“断断续续地，做了手术恢复一点，坚持一两年又看不见了，然后又去做手术。”这种“看见、失去，再看见、再失去”的循环持续到他15岁，此时，他完全看不见了。

　　失明过程漫长难挨，他的求学之路也非坦途。蔡勇斌先进入一所普通小学，“只能去听课，算不上真正意义的读书”。看不清黑板，做不了作业。“慢慢自己觉得也没什么意义了。”二年级后，他休学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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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机发生在13岁。他进入深圳一所特殊教育学校，在那里第一次接触到“会说线年，电脑还没非常普及。”蔡勇斌回忆，“我们班的电脑是特殊申请下来的，不是标配。”那是一台安装了读屏软件的电脑，能将屏幕内容转化为语音。对于视障者，这是革命性的工具——他们终于可以“听见”数字世界了。第一次接触电脑的场景，他记忆犹新：“主要靠触感，能模糊地‘看’到机器轮廓，但更多的是摸。”没有正式课程，是高年级学生带着他摸索，“像业余爱好活动，那时候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因为电脑里面的东西太多太丰富了。”他开始研究软件安装卸载，上网搜索文章，学习系统原理。

　　16岁住院治疗期间，他抱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本C语言教程，写下了人生第一个程序——猜数字游戏。“系统随机一个数，1到100，给10次机会猜。”程序会提示数字大了还是小了，“那是我第一个写出来的东西。”这个简单的游戏，却是他编程生涯的起点。

　　2005年，17岁的蔡勇斌从特殊学校毕业。父母把他送到青岛一所盲人高中读书，蔡勇斌去了几个月，就选择了退学。他说在那里看到了大多数视障青少年的共同困境：出路何在？当时盲人的主流职业选择只有两种：按摩或钢琴调律。“实际上钢琴调律很难有市场。”他观察发现，“只有按摩这一条路。我那时候总觉得，读那么多书来做什么？最后出来不还是干按摩吗？”

　　蔡勇斌选择回家，与电脑为伴。那几年，他开发了一系列小工具：语音计算器、天气预报软件、文件清理脚本……“都是方便我自己用的。”这些零散的工具后来被整合成一个软件包，他命名为“天空工具箱”。

　　“就像维修工人的工具箱一样，需要什么就拿什么出来用。”2009年，“天空工具箱”演进为“PC秘书”，是一个专门为视障者设计的综合辅助软件。当时国内类似的工具极少，视障者上网面临重重障碍。PC秘书集成了多种实用功能，迅速在QQ上的盲人聊天室和BBS论坛中传开。

　　用户增长出乎意料。2010年1月，蔡勇斌决定尝试收费：30元一年。“用户量特别多，工作量也特别大。”高峰时，PC秘书有200多名付费用户。21岁的蔡勇斌，年收入达到2万多元。

　　“过去全靠家里养着，现在让家人看到我自己有能力赚钱了。”父母不懂软件是什么，“只知道我天天用电脑，然后还能有收入。”

　　这笔收入的意义远超金钱本身。它证明了一条非传统路径的可能性：视障者可以通过技术创造价值。2013年底，蔡勇斌做出了一个决定：将PC秘书免费开放。此时的他已经看到了更大的舞台。

　　2014年3月，蔡勇斌离开东莞，加入深圳的一家公益机构。这是一家由腾讯、阿里、百度等多家互联网公司资助成立的组织，目标是推动信息无障碍——让互联网产品能被残障人士使用。他应聘的职位是“视障工程师”，全国只招三人。面试他的是腾讯的专家。两轮面试后，他得到了这份工作。

　　“信息无障碍工程师”，这个专业称谓背后是一个新兴领域。在中国互联网狂飙突进的年代，几乎没有人考虑过视障用户的需求。读屏软件与大多数网站、APP不兼容，视障者被挡在数字世界之外。蔡勇斌的工作，就是为互联网产品“修路”。他需要测试软件，提出修改方案，让它们兼容读屏软件。这不是简单的技术适配，而是交互逻辑的重构。

　　“正常人用眼睛看屏幕，看到哪里有消息点一下就打开。”他解释，“但盲人要用读屏软件，点一下可能是朗读内容，点两下才是打开。交互行为不一样，我们要做兼容。”他接触的第一个产品是QQ。从QQ开始，他逐步参与到微信、淘宝、美团等主流产品的无障碍优化中。

　　工作方式很有挑战性。由于大多数开发人员不了解视障者的使用习惯，他需要反复沟通、演示、培训。“本质上是在做桥梁，”他说，“一边是技术团队，一边是视障用户。”

　　这段经历让他对互联网产品的无障碍现状有了深刻认识。“很多产品方会问：盲人用户有多少？消费能力怎么样？”商业公司需要计算投入产出比，“对于他们来说，盲人这个群体不是重要潜在客户，因为用户群体不大，消费能力不强。”

　　有次他测试一个产品，发现某个关键功能完全无法用键盘操作。“只能鼠标点，键盘怎么都找不到。”他反馈给开发团队，对方第一反应是怀疑：“不可能吧？”他请对方闭上眼睛操作试试。几分钟后，对方道歉：“确实不行。”这件事让蔡勇斌意识到，信息无障碍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意识问题。“很多人从来没想过，闭上眼睛怎么用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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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益机构工作的四年多里，蔡勇斌从一个技术开发者成长为行业推动者。他参与了多个标准的制定，培训了数十家公司的开发团队，影响了数亿用户的产品体验。

　　其间，有公司多次提出想要收购PC秘书。“我一直不愿意卖。”为什么不卖？他没有直接回答，有些东西，可能不是价格可以简单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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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工的时候我就想好了，我要成为一个创业者，我什么都学着干。”在公益机构的四年，他不仅做技术，还参与商务拓展、品牌传播、公开演讲。逐步地，他了解了整个公司的运作方法。

　　他带着几十万积蓄回到东莞，那是他工作收入和软件销售的全部积累。租办公室、装修、买设备、招人。最初团队只有4个人：三个视障者，一个明眼人(视力正常者)。“我跟大家说，公司现在没有钱，工资每个人都一样，3000元，没有老板没有员工。大家愿意就过来一起干。”

　　业务方向很明确：继续做信息无障碍，但这次是以商业公司的身份。他们为企业提供无障碍测试、咨询、优化解决方案，也开发自己的盲人专用工具。创业的艰难很快显现，最难的不是技术，而是让企业认真对待盲人用户的需求。

　　出去谈业务，蔡勇斌遭遇过各种拒绝。有些公司虽然客气，但明显不重视；有些则直接质疑盲人团队的能力。“他们不是对盲人不友好，而是觉得盲人这个群体不重要。”

　　转机来自他在公益机构积累的人脉。“以前认识很多行业内的人会给我推荐，否则我连见客户的机会都没有。”这些“推荐人”多是互联网公司的高管，他们欣赏蔡勇斌的专业能力和坚持，愿意为他背书。

　　业务逐步打开。他们先后与多家头部互联网公司合作，帮助它们优化产品的无障碍体验。同时，团队也开发了自己的产品，比如帮助视障者在抖音、视频号等平台做直播的辅助工具“一同弹幕”。

　　公司慢慢壮大，从4人发展到10多人。团队成员背景多样：有前按摩师，有特殊学校毕业生，也有普通程序员。蔡勇斌特别注意培养视障员工：“他们过去可能没有机会接触这些工作。”他提到一个同事：“以前自己开按摩店的，现在完全转型做技术了。一步一步很扎实地学习，现在很厉害。”

　　蔡勇斌的办公室里，有一面墙上挂满了合作公司的logo。这些互联网巨头的标志排列在一起，无声讲述着一个盲人程序员如何一步步走进主流科技世界的中心。

　　但生活细节仍在提醒他视力的局限。就医需要人陪同，买衣服需要人帮忙挑选，出门需要人指引。“大大小小的事都需要帮助。”他说。

　　然而技术还是解决了一部分问题。网购、外卖、打车，这些日常需求现在可以通过手机独立完成。这种独立性带来了尊严。“在互联网上，我不用过多去求助人，可以平等对话。”他认为这是数字时代对视障者最大的馈赠。

　　窗外天色渐暗。蔡勇斌不需要开灯，对他来说，白天黑夜的区别只是光感的强弱。但在他面前的屏幕上，代码正在运行，软件正在工作，无数视障者正在通过这些工具“看见”世界。那是一种不同的光明，一种用耳朵聆听、用手指触摸、用代码构建的光明。在光明中，一个盲人程序员正带领着他的团队，为更多被困在黑暗中的人，铺设一条通往数字时代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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