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就放心吧，这种条款，什么时候生效过？”在资本的牌桌上，林岳（习惯盗窃合作伙伴专利技术的投资人）不屑地说，并将加入了厚厚的专利保护条款的合同抛给大股东。大股东欣然签字……

　　加入条款前，钱宏明便不以为然，对柳钧说：“你以为靠这个，就能约束林岳？”柳钧当然也不信，但他别无选择。

　　这是正在热播的电视剧《淬火年代》中的一个情节。该剧改编自阿耐小说《艰难的制造》，是爆款剧《大江大河》的姊妹篇。如今，它正遭受着评价两极化的煎熬：一方赞，“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自己和很多周围人的影子”；另一方批，“见不到任何一个活生生的人了，全都是恐怖的空壳”……年代剧之难，或许正在于每个年代其实都是多元的，亲历者的体验各不相同，总有人觉得它真实，也总有人觉得它虚假。

　　不计较细节上的争议，我愿给《淬火年代》点赞，因为它真实地呈现出文化转型（文化转型一般是指大的历史尺度上所发生的主导性文化的根本转变）之难——一代人做出了巨大牺牲，可看上去，历史才进步了一点点。只有多年后再回望，我们才会惊觉中国社会的进步是巨大的，特别是文化进步。《淬火年代》提醒了今天的我们，应该倍加珍视这些进步。

　　许多年代剧把改革开放拍得一帆风顺，似乎有了好政策，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事实上，“行动改变易，观念改变难”，旧观念常带来大困难。

　　一方面，当时国人普遍缺乏程序意识、职业意识。正如剧中所呈现的，在民营工厂中，年轻员工上班打游戏、醉酒、不按图纸操作，老员工随手乱扔成品、不服管理，这些均属常态。设备常年无更新，企业无设计部门，人际关系复杂，老师傅“各立山头”，企业主扶植两派以维持平衡……在人治的氛围中，无人关心技术的提升。

　　另一方面，市场还很不规范，知识产权意识薄弱，林岳式的“流氓资本家”横行。林岳公开宣称，他绝不会在技术研发上投钱，因为花很多钱才搞出来的新产品，仅仅两三个月后，市场上便会仿品泛滥。林岳等人“吃”下国营大厂后，拥有了全市最好的加工设备，任何新产品都只能请其代工。他还公然盗窃专利技术，面对柳钧的抗争，林岳竟让小流氓暴打柳钧，并剁掉他的小拇指……

　　柳石堂（柳钧父亲）的好友用盗版设备，粗糙模仿别人的产品，赚得盆满钵满，柳钧怒怼两句，这位前辈竟“谆谆教导”他：“你知道中国市场有多大吗？我只要赚一两年快钱，就够了。”他还提醒柳石堂，“你的儿子很争气，但争气不争财。”

　　拥有MBA学历的董其扬也劝柳钧：中端市场才是最大的市场，高端市场的用户太少，研发成本高，难成规模，不如放弃研发，使用市场上已成熟的普通技术，全力拓展中端市场。

　　在剧中，人人在卖弄“商业智慧”，其实都是“小聪明”，体现出农耕文化固有的缺陷：急功近利、目光短浅、缺乏逻辑、无视规则……当柳钧带着完全不同的新观念闯入时，他被大家看成一个不近人情、不会有什么大出息的“书呆子”。

　　在上世纪末，柳钧这样的人的确算是“奇葩”：坐车先系安全带，敢跟主管官员发脾气，遇事先想打官司，很少琢磨人，当众揭穿父亲的撒谎……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人情社会，柳钧理应“活不过三集”，幸亏柳石堂是改革开放的第一批受益者，自己开工厂，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把儿子送到德国读博士，还支持儿子搞研发。相比于父亲，柳钧胜在开过眼界、见过世面，知道曾以为的“必须如此”未必正确，还有不同的路可以走。

　　柳钧是幸运的，他是“含着银勺子出生的”，不必像大多数同龄人那样，过早地纠缠于生计和俗务，还没来得及去追求梦想，便已套牢在低端满足中。他的好友、大学同学钱宏明就没有他这样的好运，毕业后放弃了专业，转去做销售，又在金钱的驱动下进入金融业。他所谓的成功，不过是津津乐道于资产已与柳钧接近。

　　在封建文化的培养下，不乏诸葛亮、刘伯温这样的通才，却很难培养出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专才，“钱学森之问”至今在拷问着我们。

　　在德国，柳钧学会严谨、重规则、责任感强、专注技术。更难能可贵的是，这并未抵消他在人情社会中习得的优秀品质——对国家、对民族、对他人充满深情。他始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完全可以利用当时中德之间的信息差，代理引进一套设备，秒变大富翁。然而，他却选择了最吃力不讨好的自主研发。现实一次次地教训了柳钧，他和林岳第一次合作就被骗了，偷走他图纸的竟是他母亲当年的同事兼好友。

　　“落架的凤凰不如鸡”，但柳钧有足够的实力使他能不去向“鸡”学习。最无助时，他宁可在暴雨中向天怒吼，也不改变自己……这种坚持是有意义的，它告诉其他渴望挣脱束缚的人：一切可以改变。

　　在剧中，林岳的妹妹林川、国营厂的汪总工、不平则鸣的余珊珊、充满情怀的宋运辉……他们都是普通人，却都跳出了旧观念对自己的塑造与约束。个体的努力也许微弱，可20多年后，当数学老师韦东奕“被网红”，当技术、逻辑、证据、规则成为网络高频词……我们才能真切地体会到，我们曾跨越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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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黄师傅技术高超，柳石堂对他都毕恭毕敬，生怕他跳槽。可随着数控机床的引进，年轻工人很快就能做出同样好的产品。黄师傅感慨，他当年拜箍桶匠为师时，好多人争着想拜师，后来有了搪瓷桶，就没人再愿意学了，再后来又有了塑料桶，箍桶匠就彻底没了饭碗。

　　在柳钧的努力下，父亲的小工厂越做越大，为了发展，工厂迁到郊区，并决定只招年轻人。豪横一生的黄师傅哀求柳石堂留下自己，可柳石堂却绕山绕水，予以拒绝。随着技术价值的消逝，人的价值也被“清零”。黄师傅们曾努力过，却掌控不了命运。

　　再如柳家的保姆傅秋芳，当年和柳钧的母亲一起在民办学校教书，是同事也是好友，站在一条起跑线上。可后来，柳钧的母亲回城了，她却在民办教师转公立教师的考试中名落孙山，又偏逢丈夫早逝，儿子没出息，人生几乎陷入“绝境”。

　　柳家请她来家里做保姆，以为是帮了她，却没想到这种关系会让傅秋芳有了心结；而柳石堂拒绝招收傅秋芳的儿子入厂，则让她更为不快。后来，傅秋芳因盗窃柳钧的图纸而入狱。出狱后，继续对柳家进行报复，她因扎了柳石堂的车胎而再次被抓。柳钧怎么也想不通，柳家待傅秋芳不薄，她为何会恨柳家。直到有一天，他得知傅秋芳曾是一位好老师，对学生负责且宽容，是一连串的噩运夺走了她的理性与善良……

　　人生的起点本不相同，进入社会后却要同场竞争，这难免残酷。柳钧厂里一名工人酒后上岗，死于事故，他的父母只能忍住悲伤，接受厂方协议，而赔偿金仅有5万元。

　　《淬火年代》的真实体现在它有勇气说出：我们都活在一个并不完美的世界，所以才要不断前行。走得越远，文化转型就越难，难过移山填海，因为文化转型本质上是心灵和思想的革命，只有先成为现代人，才有可能走进现代化。这是绕不过去的坎。

　　需要看到的是，柳钧之所以能取得一定的成绩，是因为他拥有一个巨大优势——“外部性”，即他深度接触外部世界，学习并掌握了新技术，这成为他的文化资源。周围的人批评他“不了解实际情况”，却不能否定他技高一筹，这才使他能说服父亲投入研发，能让工人按他的要求去做，即便他们并不理解为什么。

　　随着中国社会迅猛发展，“外部性”的优势会越来越小，毕竟我国的许多制造技术都已领先，管理上也有优势，那么未来改变的动力来自哪儿？对于文化转型，向外学习容易，培养“内生创造性”难。

　　此外，民营制造业仍存在贷款难、经营难等问题，仍有许多企业的理念是“重销售、轻研发”，产品运营的大环境也有不确定因素，这些问题都无法靠政策来彻底解决，都需要法律意识、科研意识、战略意识等社会文化因素参与应对。换言之，前贤开启的路仍在脚下延伸，但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毫无疑问，许多批评《淬火年代》的观众言之成理，在细节上，该剧有太多值得推敲之处。比如，“海归”是否就意味着说外语、喝洋酒、弹钢琴、不懂社交？植入三角乃至四角的情感关系，是否有些套路化？把宋运辉塑造成万能贵人，是否不够真实？作为“厂二代”，柳钧的生活只有搞研发、谈恋爱、请人吃饭、工厂琐事，是否少了些烟火气……如果主创能在剧作的细节上更讲究、更扎实，认同《淬火年代》“真实”的观众自然就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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